2017年7月17日星期一

王玮: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:怀念我的师兄刘晓波


1.

1983年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读研究生,刘晓波早我一年,都住在学2楼。他是大才子,名士风流,率性天然,不拘小节,每天胡子拉差,穿着拖鞋大裤衩,去食堂打饭,到锅炉房提开水。夏天光着大膀子在水房冲凉。说话口吃但嗓门特大。校园里流传着他的各种故事。其中一个说,他坐公共汽车,看见路上一个女郎,他追过去,郑重其事对她说,对不起打扰你。你太美了。特立独行,真率如此。

1985年的一天,他告诉我,说李泽厚明天来,邀我去参加他和李的辩论会。那时候李泽厚如日中天,是学子们的崇拜偶像。我很激动,把好朋友大河隔着一个北京城叫来一起听。来了才得知李泽厚没有来,只派来他的一个学生。辩论在晓波的宿舍里进行,7-8个人。刘晓波滔滔不绝,大批李泽厚,说李的书不但漏洞百出,而且观念陈旧,他的挖掘中国传统精华的思路对中国社会发展贻害非浅。我听得瞠目结舌,心想,幸亏李泽厚没来,否则如何下台。那是我第一次对这个口吃而善辩的学兄刮目相看。

2.

1986年,他毕业留校,我去了社科院一个杂志社。那几年社会思潮风起云涌,知识界既兴奋活跃又肤浅追风。九月,社科院文学所举办了一个关于新时期文学10年的大型研讨会,邀请各路高手聚会京西。我在旅馆走廊上碰见晓波。久别重逢,分外高兴。我们正说话,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走过,说你就是刘晓波呀,文章写得真好。当晚刘再复主持一个非正式的讨论会,大家自由发言,争相赞美新时期文学成就。这时刘晓波站起来,带着东北口音,结巴着,说你们都说这十年中国文学怎么怎么好,我觉得就是狗屎。全场静默,大家面面相觑。后面十五分钟,刘晓波历数当代文学弊端,论证为什么那些寻根派现代派都是狗屎。旁若无人,语惊四座。第二天深圳青年报用头版刊登了对刘晓波的大幅采访,题目是“危机—中国文坛的危机”。这是刘晓波第一次进入全国媒体,引起广泛关注,被称为一匹黑马,脱颖而出。

两个月以后,他的著名的与李泽厚对话文章发表,引起轰动。文章全面批判了李泽厚的以儒学理性本质论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,提倡感性个性回归生命,反抗传统,全盘西化。李泽厚在中国学术界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。他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批评,也异常尖锐,引起了官方注意。1987年,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点名批评刘晓波,称社会主义大学不能培养自己的掘墓人,威胁要开除晓波的学籍(当时他正在读博)。在随后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作为典型批判,文章和书都遭查禁。但刘晓波在青年学子中声名远播,1987年刘晓波做博士论文答辩,成为校园的一大新闻。我当时不在北京,未能恭逢其盛,据说由于参加的人太多,答辩委员会临时把答辩改在容纳400人的阶梯教室进行。人头攒动,水泄不通,教育部长专门派人来监听,创了北师大(也许是中国大学)的一个记录。他的博士论文《审美和人的自由》,获得委员会高度评价,全票通过。

3.

1989年,晓波四君子在广场绝食,成为运动领袖。我也一直在广场,是晓波的foot soldier. 6月1日夜,我和社科院的几个同事反复商议,认为军队已经进京,情况危在旦夕,需要从长计议,有必要撤回校园。那天半夜,我们决定去找广场领袖谈话,试图说服他们。高自联的总部帐篷支在纪念碑底下,需要检查证件通过层层关卡。我说我们是社科院的,要找刘晓波。学生们都肃然起敬,领我们进去。到最后一道岗哨,说里面在开会,不能见。隔着帐篷,我能听见刘晓波的大嗓门在说话。左等右等,没个结束,我们只好放弃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晓波的声音。

我们几个社科院同事,坚持到六四最后一刻撤离广场。我后来才知道,是刘晓波与军人谈判,达成协议,广场里的人得以和平撤出。晓波救了我和上千学生的命,避免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流血。今天回想,对中国对历史,这个广场上最后的妥协,是福还是祸?

4.

刘晓波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类。早年特立独行,狂放不羁,电光霹雳般做铁屋里的呐喊。投身政治后,思想一如既往地深刻前瞻, 而情怀变得深广,胸襟变得开阔,性格变得老练,理论愈趋成熟,是罕见的集思想家和活动家于一身的克里斯马式领袖人物。他的赤诚和胆识,脚踏实地的践履态度,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,敢为天下先的不屈不挠的品质,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,在中国当代人物中无出其右。诺奖得主,当之无愧。 假以时日,可以成为中国的甘地、曼德拉、昂山素季。 天祸中国,流年不利,一代伟人,英年早逝。神州陆沉,长夜漫漫,民主无期,水深火热,哀哉痛哉。

逝者无情,生者有愧。晓波走好。

2017.7.14 圣地亚哥

2 条评论:

  1. 王玮,你的『去食堂打饭』五字,和刘晓波坐牢,也有关系。打饭的打,和打人的打,
    二者意义迥然不同。同理,『颠覆国家政权』中的颠覆,和『颠覆政府』中的颠覆,
    二者意义也迥然不同。可惜,刘晓波和他的律师们都没懂得这个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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